士大夫（國人）對于四書五經顯然已經進入了對衙役進行格物致知的犬儒式階段，而疍民（野人）對于四書五經仍然處于五體投地的階段；洋人（世界人）對于科技已經進入反智主義的健全常識階段，而士大夫（國人）對于科技仍然處于字面癡迷的階段。世界人—國人—野人的鄙視鏈是極為嚴苛的，縣太爺打疍民板子，國君打士大夫板子，卻打不了洋人板子。疍民一個青年面對墮入田野的調查員老儒，用自己的庶民知識換取了卡身位的最后機會，卻不能直面稅吏的赤裸暴力，因此憤而縣中拋卻官身，在最后一刻終于體悟到儒仙老師的救世苦心。只有儒仙才能理解儒仙，為了凸顯這一終極答案，電影的邏輯犧牲了殘酷的真實——野人青年對衙役赤裸暴力的切身體悟和隱秘崇拜，遠比一部士大夫主題電影的導演想象的要多得多。他本就生在血肉模糊里，如何才能惡墮第二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