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的二戰電影似乎有一個安全的框架，沒有人敢輕易踩紅線，以至于，一旦和二戰相關聯，不可避免地把鏡頭把準死亡和人性中的鮮血淋漓，少有人去關心個體的情感，人們所共知的是創傷后應激的抵觸是受害者預設的反應，具有生命力的部分被認為是肢體表演的道具，他說，“像她這樣的女人，不會蓬頭逅面地出現在別人面前的”，所以要穿紅衣、高跟鞋，要克制自己的情感，和丈夫的重逢是“牽牽手，把頭枕在肩膀上”，他是根本無法感同身受的。同樣幸存的萊娜自殺了，說“和生靈的距離比起來，我離死亡的距離更近一些”，萊娜勸她去特拉維夫，而她不信，她想重生，她以為一切可以重新來過。愛，也許確實愛過，可丈夫的靈魂也隨戰爭死去了，縱使她走路的姿態，筆跡，一切都是原來的樣子，他也認不出她了。佩措爾德幾乎是瞄準心靈的靶子發射的鏡頭的子彈。